成学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南京 210046）
指导老师：张学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 210046）
摘 要：今江苏省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因村中的延陵季子庙而闻名，但唐宋以来对其地名来源未加详细考察，往往望文生义，将村名视为因距延陵县治“九里”而来。据历代文献记载，延陵季子庙初建时的六朝延陵县治与唐宋时期的延陵县治并非同处。六朝延陵县治在“云阳西城”，即今延陵镇西旧县村、九里村一带；唐武德三年延陵县从丹徒回迁时，新设县治，在旧治东约七里，即今延陵镇，六朝时期为“云阳东城”，因此出现了“旧县”“旧理”的称呼。今之“九里”，即为“旧理”之讹。
关键词：丹阳 延陵 九里 地名季子庙
一、旧说及其问题所在
延陵九里村，因村中著名人文景观“延陵季子庙”，受到世人的关注。然而，“九里”这一地名的来源，唐宋以来却以讹传讹，往往望文生义，将村名视为因距延陵县治“九里”而来。
江南地区的“九里”地名并非一处。除“延陵九里”外，还有一个“九里”在今常州新北区的奔牛与丹阳的吕城之间，因此地旧属晋陵郡，可称其为“晋陵九里”。《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记南朝刘宋时“孔觊遣其将孙昙瓘等军于晋陵九里，部陈甚盛。 沈怀明至奔牛，所领寡弱，乃筑垒自固。”元人胡三省注晋陵九里曰：“其地在晋陵西北九里，因以为名。”①“晋陵九里”与“去城九里”之间似乎逻辑自洽，但不得不说，胡三省的注语其实就是望文生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地名的阐释和研究中普遍存在。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引《吴历》曰：“（孙）和四子：晧、德、谦、俊。……吴兴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万余人，劫（孙）谦，将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择吉日，但遣使以谦命诏丁固、诸葛靓。靓即斩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靓出击，大破之。”②点校者将文中的“九里”加上竖线，将之视为地名。但很明显，文中的“九里”，与上文的“三十里”一样，均为距都城建业（今南京市）的距离，而非地名。史为乐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立有“九里”一条，并以《吴历》为据。③可见亦未作考订，因袭其误。
《吴历》所言“九里”也好，胡三省所注“晋陵九里”也好，《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所立“九里”也好，均属望文生义。不仅如此，其“九里”地望，亦与本文讨论的对象“延陵九里”无关。
二、延陵九里的历史记载
与延陵九里相关的记载，早在南朝时期编定的《南齐书》《丹阳记》《舆地志》等文献中已经出现，记载多集中于著名人文景观“延陵季子庙”与自然景观“沸井”，但记载庙、井的南朝文献中均未出现“九里”之名。“九里”之名始见于北宋初年乐史所撰全国性地志《太平寰宇记》。该书卷八十九《江南东道·润州》延陵季子庙条曰：
延陵季子庙，在县东北九里。《史记》云：“吴王寿梦之少子。”《太康地志》云：“吴封季札州来而居延陵，故曰延州。”顾野王云：“吴自有延州来，此地先已封季子，非楚州来邑也。祠前有沸井四所。”④
首次出现了“在县东北九里”。从《太平寰宇记》的叙事体裁来看，这里的“九里”应该是距离而非村名。且方位也与事实不符，延陵季子庙应在北宋初年延陵县治西北。此后，相关著述中开始频繁出现“九里”一词。如宋人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七《两浙西路·镇江府》嘉贤庙（即季子庙）条下曰：
在延陵镇西北九里，即吴季札庙也。延陵乃其采邑，土人为之立庙， 庙前有沸井四。《南徐记》云：季子旧有三庙。南庙则晋陵，北庙则武进，此则西庙也。⑤
元人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八《庙》丹阳县嘉贤庙条：
嘉贤庙，在延陵镇西北九里，即吴季子庙。⑥
此后，镇江及丹阳方志的记载多与上述相同，不再一一列出。
如果说上引三种文献中出现的“九里”，从地理文献叙事的体裁上看依然表示距离，但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中，已经清楚地记载“九里”除表示距离外，已经出现了“九里”村名。《至顺镇江志》卷二《乡都》：
寿安乡，在县西南，故属延陵县。都二，里保村凡二十：三都、四都。颜村里、张村里、台庄里、韦庄里、杨庄里、于庄里、香庄里、丁庄里、尤驱保、李越保、荻塘村、新埭村、垾头村、永昌村、西暮村、西贺村、东贺村、九里村、后韦村、旧县村。⑦
据地望判断，引文中的寿安乡九里村，即为“延陵九里”。说明至迟至元代，“九里”已成为现实中的地方行政建置单位。测算九里村至宋延陵县治、元延陵镇之间的里程，与“九里”这个距离相差甚远。可知世人之错，与胡三省相类，望文生义而已。
最早出现“九里”的《太平寰宇记》，在叙述延陵县沿革时称：
延陵县，南一百里。旧十七乡，今十五乡。本汉曲阿县地，晋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乡以置也。隋移治丹徒。唐武德三年移于今理。此非古之延陵也，古延陵即今常州晋陵县也。⑧
公元589年隋平陈后，对陈朝旧境的行政建置多有调整，其中在六朝重镇丹徒京口（今镇江市）设延陵县，治京口。唐武德三年（620）占有江南后，对隋朝的建置再次进行调整，恢复京口的丹徒县，延陵县迁回。但是，回迁的延陵县，治所与六朝延陵县治并非同一地点。
《太平寰宇记》将武德三年回迁的延陵县县治称“今理”，很明显，这是对唐人避唐高宗李治讳改“治”为“理”的继承。作为南唐降臣的乐史，在撰著《太平寰宇记》时基本保存了中晚唐的行政建置，其所据资料亦多为唐时旧志，故沿袭唐代的说法，称“县治”为“县理”，“今治”称“今理”，已经废弃的治所就是“旧理”。通过全文检索，《太平寰宇记》共出现“旧理”30处，“今理”524处，更可见乐史在编纂《太平寰宇记》时对唐代旧志的承袭。据此，笔者认为“延陵九里”的地名，正是“旧理”的讹误。“旧理”即“旧治”，指延陵县旧的县治。
从前引《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乡都》可知，丹阳县寿安乡下辖有九里、旧县二村。旧县之名，文如其意，是过去的县治所在。今天，丹阳县延陵镇下依然有旧县村，与九里村隔河相望，旧县村在水之南，九里村在水之北。因此，唐武德三年（620）延陵县回迁时，择新地立县治，六朝延陵县治成为“旧县”“旧理”。季子庙所在的地点，也在旧县治范围内，废置后的旧县治逐渐衰落，沦为乡村，河水之南残存的聚落成为旧县村，河水之北残存的聚落成为旧理村，并进而讹为九里村。
三、延陵县的置废与县治的变迁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条：
丹阳县，紧。西北至州六十四里。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其曲阿，故曰曲阿。武德五年，曾于县置简州，八年废。天宝元年，改为丹阳县。⑨
此叙丹阳县的沿革。李吉甫自注“西北至州六十四里”，此方位与距离符合实际。同书同卷延陵条：
延陵县，紧。东至州一百里。晋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延陵乡置延陵县，盖因季子以立名也。⑩
此叙延陵县之沿革。延陵作为地名，源自季子，旧地在毗陵（后改为晋陵），今常州。然西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对旧吴地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调整，在曲阿县延陵乡设置延陵县。《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
毗陵郡 吴分会稽无锡已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为毗陵郡。统县七，户一万二千。丹徒故朱方 曲阿故云阳 武进 延陵 毗陵 既阳 无锡有磨山、春申君祠。⑪
可见，至迟在孙吴时，延陵之名就用在了曲阿县（时称云阳县）的西南乡了，与先秦秦汉时期的“古延陵”彻底分离，成为新的建置单位。太康二年（281）置县时，用了原有的乡名。李吉甫在叙述延陵县时自注“东至州一百里”，方位与距离不符合实际。而中华书局点校本也未加注释与改正，笔者认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李吉甫将唐代延陵县与上级建置润州之间的方位搞错了，或者在后世传抄时搞错，“东”实为“北”之误。《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润州延陵县条作“南一百里”⑫，即延陵县治在润州南一百里，与实际和文献皆相符。二、李吉甫一时误认延陵县的上级单位是常州晋陵郡，所以才会有“东至州一百里”之说。⑬
同时，《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常州》：
春秋时属吴，延陵季子之采邑。汉改曰毗陵，晋东海王越谪于毗陵。元帝以避讳，改为晋陵郡，宋、齐因之。⑭
同卷常州晋陵县条：
本春秋时延陵，汉之毗陵也，后复与郡俱改为晋陵。季札所居也，墓在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⑮
以上两条可见自汉代起，作为地名的“延陵”已与常州晋陵郡县无关，延陵专指丹阳延陵。而《太平寰宇记》所叙与《元和郡县图志》基本一致，只是做了更多敷衍。
北宋王存撰《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润州》曰：
熙宁五年省延陵县为镇入丹阳县。⑯
北宋熙宁五年（1072）废延陵入丹阳后再无“延陵县”建置。至此，全国性地志中延陵县的沿革置废的具体情况，已基本清晰。然所据材料皆为全国性地志，较为粗略，因而有必要再行检索六朝隋唐文献及宋元方志，以期获得延陵县更为详细的记载。
首先，如上文叙述及《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与《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可知晋陵县是“古”延陵，延陵县为西晋平吴后分曲阿县地新置。据《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可知隋平陈后将原丹徒县改为“延陵县”，治今镇江，属江北江都郡管辖。⑰ 据《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武德三年（620）杜伏威归唐后，政府置润州于丹徒，将延陵县的名称回迁至西晋分曲阿所置延陵县区域，即所谓“还治故县”。⑱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中“故治丹徒”即指上文所述隋平陈之后到武德三年（620）这一段时间里的治所。而将新、旧《唐书·地理志》进行比照，不难看出延陵县在隋唐鼎革之间归属建置的变化。
正史《地理志》的叙述毕竟简单，延陵县回迁的具体细节，可参见两宋的地志。《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道一·润州》延陵县条：
隋移治丹徒。唐武德三年移于今理。⑲
《舆地纪胜》卷七《两浙西路·镇江府·古迹》有以下两条：
故延陵县 熙宁五年，废延陵县为镇，隶丹阳县。
延陵镇 本曲阿之延陵乡也。晋太康中，分置延陵县。隋尝移延陵治今之丹徒。唐武德初复旧，圣朝因之。然非古之延陵也。古延陵地，今常之晋陵是也。熙宁废为镇，以隶丹阳县。⑳
《嘉定镇江志》卷十七：
宋朝仍唐为延陵县，非古延陵也。古延陵今常之晋陵是已。熙宁五年废，县为镇，隶丹阳。21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唐武德三年“还治故县”，直到宋熙宁五年（1072），延陵县县治均在王象之所说的“延陵镇”。此时再回过头来重新考察《至顺镇江志》中的“旧县村”，结合《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22，可知旧县村一带即为六朝时期延陵县治所。23
《嘉定镇江志》卷二《城池》丹阳县条称：
云阳东、西城，《舆地志》云在故延陵县。今延陵镇西三十五里，与句容分界之处，东、西城相去七里，并在渎南。二城即吴楚之境也。又唐《图经》孙处元所撰云，西城有水道，至东城而止，并陈勋所立。24
清人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南直七》镇江府丹阳县延陵城条亦云:
县南三十里。本曲阿县之延陵乡，晋太康二年分置延陵县，属毗陵郡。……《志》云: 镇南有云阳东西二城，相距七里，在运渎南岸，盖孙吴时所置。或以为春秋时吴、楚分疆处。今丹阳、句容分界于此。25
从上引文献可知，云阳东、西城，在运渎之南。这里的“渎”“运渎”，当指孙吴时期开凿的人工运河破冈渎。
结合历史以及文献记载，参照地理信息资料，云阳东、西城之间“相去七里”，也基本符合延陵镇到九里村、旧县村之间的距离。可以基本推定，今九里村、旧县村一带为云阳西城，其东七里为云阳东城。六朝延陵县治为破冈渎南岸的云阳西城。隋平陈后，于今镇江市设置延陵县，隶隋江都郡。武德三年（620）废改延陵县为丹徒县，并在原六朝延陵县区域内重建延陵县，但回迁的延陵县县治已不再是六朝旧治云阳西城，而是东部的云阳东城，即今丹阳市延陵镇。其迁治原因，当与隋统一后破冈渎的废止，整体漕运系统东移有关。而位于旧县治的季子庙，也因县治的迁移成为“旧治庙”，后避唐高宗李治讳改为“旧理庙”，最终讹为“九里庙”。
致谢：
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特此致谢。
①*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强基计划）2020级本科生。
《资治通鉴》卷一三一宋明帝泰始二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102页。
②《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吴主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1页。
③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④《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东道·润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62-1763页。
⑤《舆地纪胜》卷七《两浙西路·镇江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庙前有沸井四”，浙江古籍出版社赵一生点校本《舆地纪胜》作“庙前有佛，井四。”误。据《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润州》延陵季子庙条等，可知原文当为“庙前有沸井四。”赵氏点校本所据底本为道光二十九年岑氏懼盈斋本，该本“沸”已作“佛”，点校者未加考订。
⑥《至顺镇江志》卷八《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⑦《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乡都》，第23页。
⑧《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东道·润州》，第1762页。
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润州》，第591-592页
⑩《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润州》，第593页。
⑪《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第460页。
⑫《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道一·润州》，第1762页。
⑬张学锋：《“齐梁故里”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兼论“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的地望》，第69-96页。
⑭《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常州》，第598页。
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常州》，第599页。
⑯《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1页。
⑰《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73页。
⑱《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83页
⑲《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道一·润州》，第1762页。
⑳《舆地纪胜》卷七《两浙西路·镇江府·古迹》，第286页。
21《嘉定镇江志》卷十七《宰贰》（包氏本目录），第203页。
22《至顺镇江志》卷八《神庙》，第 241-242 页。
23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以破冈渎的探讨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2015年12月，第71页。
24《嘉定镇江志》卷二《城池·丹阳县》，第11页。
25《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59页